京津冀都市圈水困：水資源配置難題難解

正待獲批的國家重點區域規劃京津冀都市圈在2011年初就遭遇了嚴重的干旱。

　　面對干旱大都市北京啟動了應急調水措施——從河北的水庫調水。2月16日下午，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總干渠涿州（保定的縣級市）段的水面已經冰封，但冰面之下，來自河北水庫的水正在*地流向北京。據資料顯示，從去年年中開始，僅保定的王快水庫就向北京供水近3億立方米。年后，保定的另一座水庫安各莊水庫也開始向北京供水。

　　向北京供水的同時，同樣干旱的保定面對天氣轉暖后，農業灌溉的用水高峰并無其他辦法，只能繼續通過機井采地下水灌溉。而保定地區，甚至整個京津冀都市圈區域都已經超采地下水多年，地下水位持續下降，而得不到補充。

　　實際上，干旱已經在“8+2”的京津冀都市圈區域內延續多年。這一包括了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和河北省的石家莊、秦皇島、唐山、廊坊、保定、滄州、張家口、承德8地市的都市圈被寄予厚望，其規劃也上升到了國家戰略高度，但尚未正式成形就面臨著嚴峻的水資源緊缺問題。

　　根據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員會副主任戶作良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京津冀都市圈是水資源嚴重匱乏的地區，是我國東部降水量zui少的地區。都市圈區域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221億立方米，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317立方米，相當于全國平均的1/7；畝均水資源占有量306立方米，只相當于全國的1/5。

　　水資源量減少的直接原因是降水量減少。由于區域自產水資源供給量的下降和人口增加的雙重作用，區內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下降速度明顯高于水資源總量下降速度，人均水資源量已大大低于聯合國提出的人均1000立方米的水資源安全警戒線。

　　京津兩座大都市人口和產業都很密集，來自外部的水量在可利用水資源量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其入境水量均來自河北，在水資源方面，對河北有*的依存度。

　　而京津憑借政治地位和經濟上的優勢吸取河北的水資源之后，同樣缺水的河北從外部只能通過引黃河水獲得數量有限水，剩下的辦法只有大量開采地下水。而長時間持續超采地下水已經給河北的生態和農業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各方面都知道超采地下水潛在的危險性，但又都寄希望于2014年南水北調帶來的水量，指望在此之前不會出現水資源安全問題。

　　但根據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封志明的研究，長期看，即使獲得了南水北調的水資源量，京津冀地區水資源承載力也不能充分滿足京津冀地區人口發展的更高要求，水資源供需平衡也只能維持在較低水平。北京的數據同樣如此，加上南水北調給北京的水資源，即使按低人均水資源量計算，北京的適宜居住人口也不應超過1800萬，而這一數字早已被超出。

　　未來的京津冀都市圈如何脫離水困，仍未有答案。

　　京冀水爭

　　涿州孫家莊鎮村村民胡憲有的小煤場幾乎是被各個時代的水利工程環繞。北側緊挨著南水北調的總干渠，東側是房淶涿灌渠和灌溉用的機井“老頭井”，南側則是新近修建用來提供生活用水的管道，再遠處則是大片的農田。

　　房淶涿灌渠的水泥渠道已經報廢，“上世紀80年代以后就不行了，沒有水了”，47歲的胡憲有說，而原本是村中出水機井的 “老頭井”出水量也劇減，現在只能用小號的水泵抽水，供“一兩家用”。

　　因為沒水，北橫岐的村民7年多以前就將種一茬玉米一茬小麥的耕作方式改為了只種一茬玉米，收成只能看當年的天氣。在2010年，村民趙秀芬的三畝半玉米絕收，“一個棒子都沒有”。胡憲有的玉米也只有極少的收成，“口糧只能買”，他一家五口人全靠他與人合伙經營的小煤場的收入生活，一年下來，根本沒有余錢。

　　孫家莊的缺水一方面是由于多年干旱，整個京津冀地區都處于水資源匱乏中；另一方面，則是由于zui主要的地下水補給來源拒馬河在上游被北京市截留引水，導致地下水位下降，機井出水不足，灌溉成本上漲。

　　根據涿州市水利局王志平的介紹，孫家莊近些年地下水位下降嚴重，新打的機井已經深達320米。在新機井建成之前，村民只能到很遠處去提水。

　　據涿州水利局官員王志平介紹，北京每年至少從拒馬河截水2億立方米，但只給河北省300萬元的補償，涿州只能分得70～80萬元，而因為沒有拒馬河的水補充地下水，涿州只能深挖機井，水的成本高漲，現在“打一眼新機井就要20萬元，建一座水廠要500萬元”，王志平說。

　　涿州方面多次向河北省水利廳、海河水利委員會和水利部申訴均沒有結果，“雖說河北省和北京市是同一級，但分量不一樣。水利部也在北京地面上，海委和水利部哪個惹得起北京？”一位涿州的水利官員抱怨。

　　河北方面開出的一年補償6000萬的要求，北京不予理睬。河北省甚至想在位于淶源的拒馬河上游建造工程，搶在北京之前截走水，但終因無人“拍板”而作罷。

　　水資源配置難題

　　2008年之后，北京逐步改變策略，開始利用其經濟實力上的優勢向河北“買水”來獲取河北的水資源。河北方面的想法也是在付出代價之后，可以獲得補償，可以參與分享京津的經濟發展的成果。

　　但在沒有明確協調機制、水權不明晰、水權交易制度尚未建立的條件下，跨區域的資源調配還是采用“一事一議”的應急辦法。

　　就保定為北京供水而言，保定自身也十分缺水，將王快等水庫中的水供北京只是“一事一議，相機補水”，保定并不認為自己有“義務”給北京補水。但在實際中，保定的水利部門和水庫對于給北京供水持相當積極的態度，除北京的政治特殊性之外，水利部門和水庫通過給北京供水獲得經濟利益是zui重要的原因。

　　保定的水利相關部門對于給北京供水的確切數量和價格諱莫如深。但根據《2009年保定市水資源公報》中的數據在2009年，保定僅王快水庫就向北京應急供水2.061億立方米（進入南水北調總干渠的水量）。其中，有約1.5億立方米水為王快水庫主動追加提供。

　　其積極態度背后的原因在于北京對于保定水庫的供水2009給出的價格是每立方米2元錢，對于河北省水利廳和“差補”單位水庫而言，向北京供水經濟效益遠大于將水用于農田灌溉和對下游進行生態補水。據保定水利系統的官員透露，2010年給北京供水的價格可能更高。

　　王快水庫管理處主任蔡翔濤曾告訴記者，水庫經濟上很困難，“曾經欠職工18個月工資。北京調用我們的水，給一些錢，我們就相機給它補一點水，掙點錢”。

　　反對的聲音不是沒有。大清河河務管理處和白洋淀管理處的副處長邊志勇就表示，很多供水目標“都盯著這兩座水庫中的水，可補給白洋淀的水量越來越少，用水目標越來越多。如果不修水庫的話，這水必然要流下來，即使不能流到白洋淀，也能補充沿途的地下水，從而間接補充白洋淀。水庫將所有的水都攔下來了。水庫的作用應只限于防洪，削減洪峰（保護白洋淀和下游河道），應該放水保障生態流量。這水本來就屬于這*域。”

　　正因為北京給出的價格遠高于將水庫中的水用于農業灌溉和生態補水所能獲得經濟利益。比較效益發揮了支配作用，保定本身的農田灌溉主要依賴機井抽取地下水，而對于水庫下游白洋淀的生態補水則從山東調黃河水來補充，因為買黃河水的價格遠低于給北京供水的價格。

　　作為保定zui大的王快水庫也是處于入少出多的狀態，多數年份上游來水僅有約1億立方米。根據上述水資源公報，2009年王快的入庫水量為1.643億立方米，而出庫水量為3.914億立方米，年末蓄水量是4.644億立方米。至2010年12月1日則降至3.819億立方米。

　　保定的水資源也處于緊張狀態，另一方面，隨著保定的城市發展，其對水資源的需求也在上升。根據保定水利局的資料，保定市正在進行“大水系”工程以連通王快和西大洋兩庫。正常年份王快水庫可向西大洋水庫調水2億立方米，途經保定市區向白洋淀供水1.2億~1.5億立方米，向一畝泉水源區補充地下水3000~5000立方米。如此，王快水庫根本無力同時向多個目標大量供水。

　　一切希望都寄托于2014年南水北調帶來的水資源和在那之前地下水超采不會造成水資源危機。

　　而針對京津冀都市圈內的水資源如此捉襟見肘的困境，封志明提出，到目前為止，多數調水都是應急性的調水計劃，沒有形成穩定的調水和配水方案，應建立合理有效的補償機制，實施流域綜合協調管理。要想實現京津冀都市圈的可持續發展，就要在加大節水力度和實現區域水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上，增加外流域調水量；同時適當控制人口，提高水資源利用效率，積極開發利用降水資源以增強區域水資源承載力。